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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儿戏，自然也没有女儿国的浪漫，而是国家抉择，事关国家生死存亡。

在此情况下，政策为主，法律为从。企业要想通过审查、审批，就被迫通过郭京毅等人事先精心设下的利益链条来实现，即法律制定部门官员与律师一起制定相关部门立法，并且利用专业知识，在法律中塞人企业意向或者留下审批漏洞—企业向部门递交审批申请—官员授意企业去找特定律师—企业通过律师费的方式支付贿金—按照律师规划的路径并在相关官员的帮助下，审批通过。

表一我国法律与政策的比例 ┌──┬───────────────────────┬────┬────┐ │序号│文件等级│文件数量│占比│ ├──┼───────────────────────┼────┼────┤ │①│法律│1 216 │0. 90％ │ ├──┼───────────────────────┼────┼────┤ │②│行政法规│5 864 │4. 33％ │ ├──┼───────────────────────┼────┼────┤ │③│部门规章│118 803 │87. 65％│ ├──┼───────────────────────┼────┼────┤ │④│团体规定、行业规定、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及其他│9 660 │7. 13％ │ ├──┼───────────────────────┼────┼────┤ │⑤│其中：政策（狭义）合计（即⑤＝②＋③＋④）│134 327 │99. 10％│ ├──┼───────────────────────┼────┼────┤ │⑥│合计（即⑥＝①＋②＋③＋④）│135 543 │100.00％│ └──┴───────────────────────┴────┴────┘ 注：司法解释不计算在内。但如果将这里的政策理解为一切形式的政策，认为所有的政策都是法律的先导或灵魂的话，则无疑是错误的。社会福利政策、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有的以法的形式，有的以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政策的形式，开始渗透到过去国家不曾进人的、属于私人的市民社会领域。须知，无论在任何时候，利益格局都是不稳定的，不能以此为由不去立法而仅凭政策随意抉择。{23}(P541)在英国，在1979年Vestery v. IRC一案中，国内收入署使用自由裁量权而不是法律来评定税收，被上院认定违宪。

我国不少领域立法的长期缺位所导致的极端形式的法律的空洞化，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关联。{26}(P258)由是可见，分权与限权、法律至上、法律规制的确定性的近代传统的法治观念仍未过时。{23} (P872)在法律运行层面上，维特斯同样坚定地主张文学人移情特征的实际有用性或可操作性：……司法介入到私人契约和公共立法之中的道德以及动机的基础就是法官对在其之前的诉讼当事人的主观福祉、渴望、目的、价值以及困境的移情式的理解。

维斯特不无忧心地指出，西方社会正处于丧失在法律领域里人文态度的危险，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如维斯特所言：如果我们丧失了文学的声音、文学的洞察、文学的想象，如果我们错过了法律与文学运动，我们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甚至尤为关键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对法律的批判性思考视角。{36}（P47） 可以说，法律与文学对经济学话语的批判沿着两条彼此关系密切的线路同时进行，这也正是怀特所着力批判的两种思想形式：第一种观念认为语言是透明或中立的，仅仅是指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的一种方法而已，第二个批判目标便是经济学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话语是前一语言观的一个具体表现。{23}(P869-870)法律与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在维斯特看来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理论人通过法律与文学的批判性视角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与文学所主张的文学人正是这种经济人的对应物，或者说经由与经济人的对比，文学人的理论形象才更为明确。即是说，法律话语（系统）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言说方式而存在的，它是由各种构成要素所构筑而成的一个意义世界，在此法律话语已不单纯地指某些概念或词汇抑或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其所主要强调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而这些并不是可以简单地从概念或词汇的表面直接辨识出来的，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来予以考察。

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去理解那些与我们生活相差甚远的他人，并会移情地回应那些生活。[3]另一方面，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法学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相比，法律与文学和法律与经济学之间关系存在值得关注的特殊性或者说同生关系的特殊性：尽管二者在跨学科意义上具有同生的性质，但更为准确地描述却是相异的同生。

而且，当经济学的政策制定将我们看做类似没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就应该问问自己，它是否能够不那么愚钝地看待我们。但法律与文学运动唯一的、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告诉我们不能、不应这样去做。{17}(P171) 如果说经济人进行人际间效用比较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法律与经济学简化与量化的基本方法，那么文学人获得移情的手段或工具就是法律与文学标志性的叙事与隐喻。{40}（P273） 法律与文学提供的文学话语可以看成是对当代主流法理学形式的拒绝，当法律的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同法律与经济学的科学与技术模式联系在一起便逐步发展出在法律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范式。

  一、法律与文学和法律与经济学的同生相异关系 同为法学跨学科（law ands）研究的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和法律与经济学（Law andEconomics）往往被放在一起作为相互对应的两个学派来进行比照。他对他自己的主观利益没有能力犯错，就像对他人的主观利益没有能力认识一样。蒂乔特认为，波斯纳组合了这三门学科批判性视角来处理法律与文学问题。因为这种企图将经济人的自利特征进行无限扩展从而达到涵盖所有行为的目的的同时，也便丧失了这个概念存在的有用性。

{11} (P3)详言之，个人在非市场行为方面与市场行为方面都一样，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或者与之相类似的，在原则上法律与经济学者承认法官对诉讼当事人主观福祉的数量、性质或程度无法认知，但同时赋予法官某些特殊的职业能力，即法官可以通过利用其所设置的可认知的、客观替代物的策略来对不可认知的、主观的个人偏好来进行判断。

怀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认为该经济学分支……。更进一步来讲，经济学试图以物理方法应用于社会及法律现象的后果是它甚至无力解释经济活动自身。

{26}(P1579)移情一词源自德语Einfiihlung，在英语中empathy往往与之对应。See James Boyd White,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46-47. [9]例如，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跨学科研究就是将三个基本学科即法律、文学和经济学组合在了一起。{26}在这个问题上，努斯鲍姆更进一步，在确立文学人移情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诗性正义。{25} (P685-688) 文学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移情能力被法律与文学学者反复确证，并据此对经济人的移情无能假定展开批判，同时成为其进一步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呈现的基础。……在我看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恰当方式就是把经济学语言置于一种公民语言之下。可以说，新理论的拿来使在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在西方所圈定的框架之下迅速整合，并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狭到广、由冷及热的提升过程，为中国法律以及法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颇多可贵的启示。

具体说来，相对于经济人的一次性的封闭式全能型认知，文学人的自我认识是多次的、开放性的渐进型认识。在建构中立旁观者之中立性的过程中，文学可以让我们触摸到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引起我们对于普通事物的关心，让我们通过移情与不同的人产生情感的共鸣，{17}(P117-171)如其所言：……裁判必须同样有能力进行畅想和同情。

应当说在瓦解法学学科壁垒的运动中，法律与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最大，法律与文学则更具冲击力与颠覆性—毕竟一般习惯认为经济学和法学仍同属社会科学的学科，而文学则是一门人文学科，甚至是一门艺术。至此可以看出，讲故事与移情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工具与目的的关系，讲故事本身其实就蕴含着移情理解的政治价值诉求，二者都预设了对所有不同种类的声音（voice）都予以同等对待的基本立场，指向最为根本的人文关怀。

{23}(P873-874)就法律与文学所一贯强调的叙事而言，其典型形式就是讲故事（storytelling），讲故事或叙事与移情主题存在多种途径的联系。当然，这便要建立在对法律与经济学，特别是对法律与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

通过对学科发展史的考察，我们实不难发现一些二者同生的证据：当代法律与经济学发展的最直接动因或者说象征性开端通常归于1934年芝加哥法学院对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的任命。如休谟所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人性离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2}(P73)怀特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认为其中的首要假设就是经济人，它是排除种族、性别、年龄或文化的并有平等竞争力的原子式的个人，每个人都由无限的获取或消费的欲望所驱动，……只对它自身的福祉感兴趣，与其他所有人竞争……所有的人类交际都简化为单一的交换模式……经济人个体的世界依据经济学家所称的‘理性而运作。在此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与文学学者对法律与经济学所做的可以从非真实的描述达至某种准确预测的设想充满疑虑，也对经济人概念所带有的非人性特征保持警惕，从而对法律与经济学所提供的法律承诺不以为然。

[10]另一方面，不难看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是在多个层面里进行的，这其中有来自经济学或法律与经济学内部的修正，也有来自外部的质疑，而法律与文学批判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批判的目的乃是要建构起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一种理论人格。也就是说，在理解法律与经济学时，我们自可以排除法律与文学这一参照维度，[4]但是反过来，当我们试图对尚不存在某种理论通说的法律与文学进行任何有效的理论描绘、分析与判断之时，法律与经济学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观察视角。

第二，即便法律与经济学论者仅将经济人视为一个有所用益的理论工具，但该假设对社会以及法律而言其含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或影响。经济人的怪异性在波斯纳的专著《性与理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玛莎·努斯鲍姆（MarthaC. Nussbaum）将波斯纳在该书中对个人的性选择成本分析称为葛擂硬式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狄更斯在创作《艰难时世》时的基本思路：以日常生活的完整语境来看，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本来就是极其怪异的，和经济学相反的思考方式才是正常的。

因为经济学毕竟与物理学存在重大差异，物理学家或许尚可以置身于其确定性系统之外，但经济学家则必然身在其中，从而难以摆脱与政治或道德等观念的纠葛。[1]而被公认为法律与文学前史当中的两位关键性人物（即威格莫尔和卡多佐）对法律与文学的开拓性研究也大致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

怀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他到来之前就已被以波斯纳、兰德斯为代表的法学院第二代法律与经济学学者所统治，法律与经济学研究经由迪雷克特等人的发展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反垄断法的势力范围，扩展成为一种由科斯等人进行合理化论证的新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形式，也意味着经济学在法学领域内急剧扩张，迅速成为一种主流的、支配性的话语体系—这实际上构成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基本的学术生态特征。应当说，复兴的当代法律与文学为自身所设定的最初始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法律与经济学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叛与颠覆，这其实构成了法律与文学最基本的理论品格，如早期的法律与文学参与者将法律和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文学的敏感来限制并批判他们视为新兴的法律经济学家的无情的功利主义。前两者为认知途径，第三种为行动的催化剂。第三，当对他人移情时，文学人不仅停留在理解其遭遇的层面上，还会有意识地减轻被移情对象的痛苦，即完整的移情行为包括理解行为和阻却他人主观痛苦根源的承诺。

{38} (P20)在《法律想象》中，怀特就表明了一种理解法律语言本质的文学态度。我们可以从法律与文学的发生学角度来对以上判断进行必要的论证。

由于相关联的价值不能被量化，他们计算的第一步便是用一种假设来达到排除价值的完美状态，在该假设之中每一个人都对满意度有相同的要求。第二，较之于具有某种假定性质的组织或机构，文学人更倾向于移情特殊的、具体的个人。

在这里尽管法官的角色是创造性的，但这种创造依然受阅读的共享经验的限制，法律的参与者能够在意义上达成一致的判断，所以最终所作出的判决意见不仅是法律的、政治的，还是伦理的、审美的。(3)通过亲身体验他人痛苦而采取的行动。